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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新规”过渡期已到 广州的网约车还好吗?

发布时间:2017-06-19 分类:行业资讯

广州公共文化观察室发布的这份调研报告显示,“新规”出台之后,交通拥堵指数确实出现了下降。

从时间上看,除去2017年1月和2月等春节月份,2017年与2016年同期相比,交通拥堵指数有所下降。以2016年12月广州正式印发网约车新规为界,对比前后半年,交通拥堵指数也是有所下降。 观察室成员之一,广州资深媒体人苏少鑫认为,之前有关网约车是否构成广州市交通拥堵的一个源头,或者是一个重要因素之一,一直有争议。“但交通拥堵实际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比较多,单纯从新政前后时间的变化数字本身,很难得出交通拥堵和网约车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一些更多更加充分的数据和逻辑去展现。”

市民“打车难”“打车贵”卷土重来

调研报告显示,在早晚高峰用车期,广州市民呼叫的平均等待时间增加了1倍,超过4成的乘车呼叫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车辆的接单距离和时间也大幅度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平均等待的距离超过1.5公里,上涨了35%。

从百度搜索指数来看,2017年“打车难”搜索指数相比于2016年出现明显上升,尤其以2017年1-3月(春运期间)最为显著。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市民都反映网约车的呼叫和等待时间确实增加了,快车和拼车的费用也和普通的出租车接近,专车的费用则高于出租车。

网约车行业大量司机被迫退出

调研报告显示,某网约车平台上只有4%不到的车辆符合要求,平台上95%的车辆和司机将退出。

调查数据显示,广州的某网约车每日注册数量由原来的500台日均骤降到不到30台。

广州网约车订单量出现下降。网约车日均客运量从高峰期的50多万人次下降到目前的低于45万人次,广州出租车日均客运量则从最低点的154万人次上升到目前的171万人次。

据广州市交委通报,截至2017年6月8日,广州已核发网约车驾驶员证2467张;接获网约车车辆运输证申请9853宗,核发2676个(以注册网约车司机数量50万人计算,申请比例不到2%,核发比例0.5%)。

出租车乱象拒载议价有所抬头

据市交委通报,2016年广州市出租车司机的日均投诉量约为72宗,其中关于拒载和议价的投诉占比约为56%,最高日均投诉量为130宗;2017年5至6月,日均投诉量下降至48宗,其中20宗是拒载和议价。 广州市交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8日,广州市交通部门执法部门在全市共查处出租车违章4163宗,同比增长46.5%。其中,在机场周边查处出租车违章共1521宗,其中查处议价247宗,查处拒载240宗。

记者在两天前正好遭遇了一起“挨宰”事件,记者从环市路广东工大附近上车去天河体育中心西门,司机问记者知道怎么去,记者表示不清楚。于是司机就以为记者是外地人,于是要求多搭一个乘客,让记者给付20元车资。记者随后投诉了这个司机。

建议:放宽网约车的限制条件

调研报告建议学习三亚,删除“新规”当中对于车长度、宽度、高度、车型、排量等要求。目前广州的限制会导致95%的司机和车辆退出这个行业。

从环保角度考虑,考虑到广州城市环保压力大,小排量车、新能源车更加符合城市发展需求,而且政府立法从户籍以及牌照限制市民从事网约车运营服务,可以理解这里面有交通治理压力以及环保治理压力的考量,既然为了环保,那么要求网约车是高端车的要求是自相矛盾了。

对于“新规”的严苛,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则提出了“行稳致远”这个观点,他说,一开始的时候,网约车毕竟是一个牵扯面比较广泛的新生事物。网约车不是一个一般的企业管理,而是一个公共管理,牵扯到公共利益,这个项目比较复杂,所以需要慎重一点。

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则从“粤港澳大湾区”的高度来考量网约车新政的问题,他说,所有这些城市里面的人,在公共服务方面是平等的。所以这个大湾区乘用车,所有的登记、管理、服务、经营在大湾区所有城市里面,应该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才是大湾区精神。他建议要从省层面出台一个能够规范全省的网约车政策。

广东省政协常委孟浩表示,网约车车辆变少了,价格提升了,最终影响的还是老百姓的出行。所以说今天探讨这个话题,也就是站在共同的角度来换位思考,大家也可以在政府的角度上看为什么出台这样的政策,主管部门是怎么想的,遗憾的是,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并没有应邀出席研讨会。“我希望他们来倾听,发表意见,甚至反对我们的意见。”

建议:对网约车采用“政府+平台+司机+乘客”合作治理

全国人大代表陈舒因为在外地出差,特意向论坛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她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未来分享经济将会涵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也不能否认对新兴的分享经济,社会及政府部门不可避免的还存在一些疑虑。尤其是如何化解分享经济大背景下的监管难题更为社会广泛关注。

社会最关注的是分享经济出行安全监管问题。可以细分为对司机自身品质的安全考察、运输车辆车况的安全考察、司机驾驶行为的安全考察三个问题。比如对司机自身品质的考察,可以由金融信用信息系统与公安身份管理系统与第三方平台的对接,进行信息的共享识别。完全不需要司机本人到处开证明,即可以达到实时沟通更新,也彻底解决了弄虚作假的问题。运输车辆车况的安全应当由公安车管部门的年审系统与第三方平台对接,进行信息共享识别。司机驾驶过程和行为的安全问题,已可以通过对行驶过程数据全程采集(包括人脸识别等)以及乘客意见采集进行确认。

陈舒认为,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让我们看到对互联网经营行为的监管必须运用互联网技术即互联网思维来实现。如由单一的政府管理变为合作治理模式,对分享经济的网约车应当采用“政府+平台+司机+乘客”合作治理。分享经济通常属于散点式分布,政府单一管理模式成本太高;而通过互联网技术才可以实现无缝对接全天候监管。合同制管理、信用管理的全面推开也依赖于大数据的积累和运用。总而言之,在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情境下,政府要以改革开放的心态,勇于接受新经济的挑战,创新管理方式勇敢地拥抱未来,千万不能成为新经济发展的桎梏。